被“模仿”的中国教育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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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一再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最近,一个明星假高考毕业生身份的不良影响还没有消散,一个农家女被顶替上大学的事件激起了公愤。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在她所在的省份发现了2002年至2009年间学习的242名冒名顶替者。

教育最初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然而,频繁发生的身份欺诈和冒充事件意味着教育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控制和操纵,这实际上阻碍了低下阶层的优秀分子实现阶级上升。

熊指出,当前语文教育的现实是:“不够优秀,不够公平。中国的阶级结构越来越稳固,教育也越来越有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底部”出现了:这不仅包括大学毕业生的低收入群体,即“蚁族”,还包括在城市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这两个团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前者实际上是扩招和精英再生产的受害者,而后者也很难从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受益。两者最终都导致了阶级再生产而不是社会流动性。

他认为,必须尽快恢复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一方面,我们要警惕陈旧的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要优化教育体系,杜绝盲目扩张,着力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教育领域权利和资本垄断、利益交换等问题,使教育外部环境尽可能公平,至少为每个人保留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中国教育中的班级再生产

中国当前的教育现实

如果钱学森问:“为什么中国教育不能培养大师?”——显示了当代语文教育的严重创伤,从“读书改变命运”到“负债学习”的转变凸显了语文教育的隐忧。

目前,中国的教育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它还没有取得与崛起的大国相称的成就,它有丰富的“名人”,但它从未培养出大师,特别是已故的前辈,使世界不禁产生“九斤老太太”式的感叹;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越来越无力促进社会流动。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更难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们的家庭因为学业而陷入债务危机。大学毕业后,由于困难,他们找不到工作。相反,他们加入了高学历和低收入定居者的行列,成为所谓的“蚁族”。

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制度不仅取决于它培养了多少拔尖人才,还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社会平等和正义。

应该指出的是,教育不仅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机制——底层儿童可以通过阅读改变他们的命运,从而确保社会机构的活力。如果教育的选择机制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将会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质量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教育的高度,即集中在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第二,教育的广度,重点是教育系统对不同班级的吸收。前者代表“优秀”,而后者代表“大众”。

中国教育目前的现实是既不优秀也不公平。中国的阶级结构越来越稳固,教育对人们的社会流动越来越没有帮助。

如何确保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

这种现象不禁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的社会流动渠道堵塞?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

平心而论,国家已经意识到并试图改变教育不公平的现状,例如,它要求“有效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重点解决择校问题”,“实行县教师与校长之间的交流制度”,“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然而,笔者认为,以“择校”和“教师交流”为切入点的改革,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从一些关键的社会机制和体制安排开始。

首先,要协调好素质教育与教育公平的关系。素质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的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素质教育也会对教育公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现代素质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全方位”、“立体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长、导师和专业培训机构也参与其中,儿童之间的学术竞争更加激烈,出现了“幼儿园大战”,这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间延长,投资增加,但相对贫困的家庭,如下岗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显然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教育费用。如果应试教育注重“知识”和“智力”,那么素质教育更注重“知识”和“培养”。知识、修养、气质和谈吐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对中国37所不同层次大学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体差距是5.8倍,是中国重点大学的8.8倍,甚至是地方大学的3.4倍。

迈克尔斯发表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还发现,就读211所高校和非211所本科及高职院校的儿童比例为1.5:1.13:1,管理家庭的儿童比例为1.67:1.33:1,农民和农民工的儿童比例为0.82:0.92:1,就读高职院校的儿童比例明显

此外,无论哪种大学,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在高考中得分最高,而且他们在分数上无法与其他社会阶层公平竞争。此外,其子女基础教育条件差,可能导致他们在享受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数据只是验证了作者基于观察形成的“感性认识”:著名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大城市和中上阶层的孩子越来越多;在作者的家乡,当地学生被大学录取的比例越来越高,但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比例却相对下降;过去,优等生大多是贫困学生,但现在他们更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有权势的家庭。

更糟糕的是,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半生不熟”的素质教育。在父母的安排下,孩子们学习钢琴、围棋、奥林匹克和芭蕾,不是出于个人兴趣和天赋,而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分数和优先考虑入学竞争。其“昂贵”的一面使得贫困儿童和农村学生被排除在外;它的“功利”一面使得参与其中的孩子并不真正喜欢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也缺乏人才培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优质教育,回到应试教育。也就是说,在实施素质教育时,一方面要避免“半吊子”的虚假素质教育,防止素质教育被应试教育的考试机器“俘虏”;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不同阶层和地区之间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如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合理分配地区之间的高考招生名额。

此外,必须指出,确保教育公平绝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例如,就业公平和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和利益交换现象有关,这些垄断行为和不规范行为必须通过全国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以纠正。

其次,我们需要处理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关于教育资源在东中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分配问题,学术界和舆论已经进行了多次讨论,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重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应该开办独立学院吗?目前,许多国有大学都有独立学院。就个人而言,经营一所独立学院的弊大于利。

一方面,独立学院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发展,会占据民办教育相对狭窄的办学空间,使其在学生竞争中更加脆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独立学院相对较高的学费将导致成绩之外的“第二选择”,即来自好家庭的学生经常选择学习,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即使被录取也可能被迫放弃。

据笔者了解,某重点大学独立学院学生的就业情况远好于该校的“一”学生,其神秘性不言而喻。独立学院作为一种办学形式,使家庭优越、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成为通向文凭社会的垫脚石,从而合法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

同样,大学扩招表面上是一项包容性政策,但实际上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更有利。过去,由于大学录取率低,相当多的精英儿童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很难直接继承其父母的身份,他们往往被安排在相对普通的职位上;现在,很少有精英孩子没有大学学位,他们可以通过考试或竞争进入好的单位和重要的职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蚁族”现象以农村学生为主就不足为奇了。

教育制度与“新底层”的形成

目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底部”,其主体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所谓的“蚁族”——大学毕业生的低收入群体。他们22~29岁,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他们的平均月收入是1956元,远低于同期北京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

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也相对不稳定。许多人没有关于劳动和就业的协议,他们没有三个基金,这使他们在经济上感到不安全。与传统的底层相比,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他们有着更高的学历、更高的职业期望和自我期望,属于“高质量的底层”。

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调查显示,与父母相比,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强,关注精神需求,关心工作环境,更渴望融入城市,更渴望知识、技能、自我实现和人际交往。这使得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农民工短缺不可避免;这也使得“经济吸纳、政治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管理模式逐渐失去合法性,“市民化”脱颖而出。

在形成这种“新底部”的过程中,教育系统至少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蚁族”实际上是扩招和精英再生产的受害者;农民工的子女也很难从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受益。作者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公立学校学习的农民工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他们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另一方面,他们有系统地放弃;然而,“反学校文化”盛行于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他们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体系和蔑视学校和教师的权威来获得独立和自尊。同时,他们自愿提前进入第二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尽管这两种机制存在差异,但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导致了阶级再生产而不是社会流动。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阶级再生产是一种客观现象,因为我们自己的阶级和国家。阶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是相对的概念,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比例。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说社会流动性是“好的”,阶级再生产是“坏的”;相反,阶级再生产代表了稳定的一面,社会流动性代表了动态的一面。只有二者之间的适当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运行。

在这方面,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并不像“美国梦”中所描述的那样充满流动性,但美国有一套精致的教育分流机制来“合理化”阶级再生产:尽管精英儿童更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工人阶级儿童更有可能进入社区大学和职业学校;然而,技术蓝领工人的收入往往高于普通白领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与中国市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让底层的年轻人用技术武装自己,而不是赤手空拳进入人力资源市场,这可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方式,不仅可以改善底层的生活条件,还可以满足“中国制造”的技术升级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教师、技术和专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缺乏吸引力,许多学校处于惨淡经营状态。

技术教育的发展受体制和观念的制约。一方面,由于它不是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各级政府很少关注;另一方面,技术教育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不可能在全国招生或进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

边缘化的尴尬局面使技工教育成为一个混合的江湖,管理混乱,恶性竞争,实践设备和教学方法落后。在这种情况下,鼓励龙头企业进入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市场,坚持市场化办学,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短缺”和“就业困难”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中国的阶级再生产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不能过分责备教育部门,但我们必须正视教育公平这个致命的问题。中国的教育,遭受恶劣,更遭受不公!

客观地说,阶级之间的教育差距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应该有一个底线:底层人不应该失去他们的梦想,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国家体系没有强化,而是尽可能缩小差距。如何使中国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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